11月12日晚，温州大学第二届文学周开幕式在人文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在温州大学校领导吴金法、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教授简短而充满感情的致辞后，旅居海外的著名温籍作家张翎与温大学子及文学爱好者们分享了新著《生命力三部曲》的创作体会。

今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北京）集团推出了《生命力三部曲》，由《余震》《死着》和《胭脂》三部中短篇小说集构成。

《余震》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部作品，因为它曾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这部小说讲述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一个母亲所面临的残酷选择。故事里幸存下来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这场灾难承受一辈子的创伤。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日子是神奇的，值得记忆的。2006年7月29日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天。那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 《唐山大地震亲历记》，我这才猛然想起前一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地震那年，我还在温州的一家小厂里做车工，懵懵懂懂地开着我的C620车床，对人生没有憧憬和希望，不知道昏暗的现状会带我走向哪里。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包括被称为上世纪最惨烈的天灾的唐山大地震。可大地震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终于传到江南小城时，只剩下了一组数字和一些空泛的口号。1976年的唐山似乎离温州很远。

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打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来临的预兆。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来收集关于那次大灾难的历史资料。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我听到了一些孩子的故事。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他不明白如此简单的一个请求为何会让护士阿姨泪流满面。有两个十三岁的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起这头，就会压疼那头的女孩。两个女孩依旧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弄疼那个姐姐”。还有一群坐在开往石家庄育红学校的火车厢里的孩子们。“坚强啊，坚强。”那些孩子被大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励劝说着，他们穿着崭新的棉袄，手里捧着一只那时很珍贵的大苹果，神情麻木地坐在车厢里。当载着他们的火车终于抵达为他们精心预备的校舍时，他们在老师和护工的拥抱之中走上了汇报演出的舞台。他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面带笑容地高喊着盛行的口号，而他们的校长却承受不了这样的笑颜，昏倒在舞台之下。

后来我们在媒体上再次看见这些孩子，都会伴随着一些套话：“……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1976年的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眼泪是属于弱者的。”所以，他们的眼泪被强制性的掩埋了。他们属于无泪的一代。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疼痛和隐忍的小说。

当我决定写《余震》这部小说的时候，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就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孩子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破绽，她再也没有能力去正常地拥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疼片，其实我不知道小灯这样的疼痛是否有鸡汤可以治疗。

而《死着》这部小说，是我二十年海外写作生涯中第一次正面触及的中国当下故事。和《余震》一样，《死着》也是灵感偶发之物。2014年回国在上海逗留时，和复旦大学的几位学者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的话题从某位知名教授的去世，不知怎的就转到了非必要抢救上。一位朋友说起了一桩“欲死不能”的事件，我深受触动，《死着》的最初萌想，就是那样来的。

近年来我虽然频繁地回国，而且时常会呆上几个月，可是我毕竟是过客，我的文化土壤是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边缘地带里，当下的中国题材对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挑战。《死着》的创作过程突然给了我一个从未有过的信念：局外人也是可以有看法的，局外人的看法和局内人具有平等的价值。

《死着》讲述的是一起非必要抢救事件。假如余华的《活着》是讲一个家庭怎么也活不成的心酸故事，《死着》就是讲一个人怎么也死不成的荒诞故事。一次车祸，造成了一位茶叶公司经理的脑死亡。在中国判定死亡的标准是心脏死亡而不是脑死亡，所以这个人在法律意义上依旧活着，尽管他的其他所有器官都已经衰败。车祸发生在年底，各方利益都不希望这个人在年底之前“死去”，因为这会影响到这一年里的各项安全指标、企业信用度以及和家属抚恤金数目。所以交通队、保险公司、企业高管、医院主治医生甚至经理的妻子，都想尽一切昂贵的方法来维持他的心跳。于是死不再是他个人的事，死就成了很多人共谋的一件事。

但这位茶叶公司经理，依旧死在了新年钟声敲响之前。结束他生命的，只能是一只“上帝之手”。一直到小说将近尾声，我还没有想好由谁来充当结束这场闹剧的“上帝”角色。盲女茶妹是天上掉下来的“神来之笔”。茶妹是陆经理从乡下找来当代言人的，对陆经理满怀感激，她惟一的心念就是不想让这位那么爱美的陆叔这样难看地躺在病床上。于是她凭直觉拔掉了ICU的电源开关。她是一片荒谬阴晦之中的一丝光亮和温暖，她看见了明眼人所看不见的隐藏在现象之下的真相。

一直到小说完成之后，名字依旧悬而未决。我原先想到的一个名字是《哈姆雷特》中最经典的一句台词：“To be or not to be”。这个名字在英文里显得极为贴切，但中文的各种翻译，如“生存还是毁灭”“活着还是死亡”，都无法传神地揭示小说的真正寓意。后来，在一次聚会中，我随意提起了这部已经完工却还在等待着上天赐名的小说，一位在一所加拿大大学任教的朋友突然说：“为何不叫《死着》呢？”我不禁拍案叫绝。这个题目所指向的死亡不是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一个时段模糊的过程—— 这正是我想通过小说所表述的深意。《死着》发表后，很多读者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余华的《活着》。虽然在起名的时候没有想到过《活着》，但把《死着》看成是对《活着》的一种致意，却是我内心的意外之喜。

《胭脂》是我最新也是最长的中篇小说。《胭脂》通过一幅真伪难辨的古画从上海流落到巴黎的漫长旅程，说出了三代女人在动荡的年月里的生存和爱情故事。《胭脂》全文分上中下三个篇章，各来自不同的灵感。上篇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民国的阔小姐和穷画家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在2015年初的一次台湾之行。那年我应东华大学的邀请作为驻校作家来到台湾访问。在台期间，我在大剧院观看了一场名为《婚礼/春之祭》的现代舞表演。那是一场集激光技术古典音乐和现代舞艺术为一体的视觉盛宴，令人耳目一新。后来我与舞剧的艺术总监、一位从纽约归来的现代舞艺术家成为朋友，慢慢了解到这出舞剧是对一位台湾知名老画家一生成就的致敬。老先生年轻时家境贫寒，凭实力考上了上海美专，在刘海粟的新潮艺术思想熏陶下努力学艺。就学期间不幸身染伤寒，身无分文，命悬一线。这时他遇上了他的福星，一位到医院探访朋友的国立音专女学生。这位素昧平生的红衣女子，不仅替他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并一心一意地照看他，直到痊愈。他们有过一段琴瑟和谐的美好时光，却终因战乱不幸分离，从此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天各一方。老人家对那位救助他于危难之中的女子难以忘怀，他的多幅油画作品里，都出现过一个红衣女子的朦胧形象。我当时就很感动，想把这个老画家的伤感爱情故事衍化为小说。

《胭脂》的中篇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和外婆在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如何相依为命、共度艰难的故事。这个篇章的灵感来自我的童年记忆。我读小学时遇上了一个疯狂的年代，我目睹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抄家，从墙壁拆到地板，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从撬开的地板底下发现了一枚不知何年掉下去的硬币。那天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这么多年过去，时代早已回归平常，我也早已跟着出国大潮去了异国他乡。一直到前几年，我每每听见值勤的警车从我身边驰过，与我毫无相干的警笛声会让我缩成一团。《胭脂》里那个小女孩扣扣，和我一样见证了灾难，她一直没有真正治愈恐惧，她只能用谎言来抵挡恐惧。即使撒谎已不再是刚需，她也无法改变自己，因为撒谎已经成为习惯，如同吃饭穿衣。

《胭脂》的下篇牵涉到了古董，那是我这几年在欧洲所见所闻的一个缩影。在欧洲有一大群做梦都想“捡漏”的华人，无论多么遥远偏僻的旧货市场，你总可以见到神情诡异双眼发出贼光的“淘金”者。有一次我在巴黎一家华人餐馆吃饭，发现那上下两层的店面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收藏品”。老板走过来和我热络地聊天，唾沫横飞地介绍着每一样藏品：每一块石雕都是圆明园旧物，每一张旧画都是郎世宁或八大山人遗作，每一件瓷器都是大明官窑。临走时，他神情凝重地嘱咐我们一定要保密，省得有人盯上他。像这样的发财梦，让我不由地想起多年前我的小说《金山》里那些怀着同样梦想出洋的淘金客。历史总是一遍遍地重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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