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为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悖论提供了全新范式。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跃升成为理论指导，因此，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逻辑进路，其中所蕴含的整体性、矛盾特殊性、人民主体等内容为人类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悖论；生命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教育部规划基金课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2121YJA710031）阶段性成果。

肇始于文艺复兴的主体性哲学总体上催生了征服自然的现代性、现代化的出现。高扬主体性的思维在推动工业革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界到自然界的“自然性”沦为人类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原来奉为“神圣”的一切都被祛魅，来源成为肆意挥霍的资源，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走的是一条边发展边破坏、先污染后治理、污染而不治理的反生态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状态出现，以解决生态问题为核心关切，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全面反思。

我国的现代化起始于中西文化交汇之际，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是上世纪70年代。毋庸置疑，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实践给我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福利：经济的迅猛发展、财富的迅速增长、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活场景的不断丰富等等，选择现代化之路符合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近40年的快速现代化过程，我国在取得巨大成绩之际也付出了环境代价：水质污染、大气污染、雾霾的出现、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先污染后治理”“只污染不治理”的现象在现实中屡屡上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现代化初期解决环境问题总体上仍然在延续西方镜像还未有质上的突破和创新。

生态问题的中国式解决逻辑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成为我国建设的新目标，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一直到十九大、二十大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质量发展”等主张，核心主张的变化历程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中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背后也是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必然。

以中华文明孕育的生态智慧为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均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和创新转换。道家思想蕴含丰富的“天人合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和人应该顺应天道的实践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超越了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局限，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思维特征，这种整体论哲学在当代被转化为生态“共同体”理念；儒家的生态和谐理念也非常丰富，相关论述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人应该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式现代化所坚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与传统生态智慧密切相关，强调人与自然是互相关涉紧密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者”，而是与人共在共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等理念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庸”“和谐”“中和”的底色，指引着中国人的历代生态实践。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新的场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新的场域、新的场景不断展开，传统需要发展，需要创新，在生态问题上需要运用现代的整体性思维方式，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传统思想中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转换为对其科学、保护性的利用。在这样的思维中，不仅人是主体，也要承认、尊重自然的主体地位、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具有共通性、共生性关系。面对给予人类一切的大自然，人们必须走出自然的单纯资源或能源的视角，应该保持敬畏、保持尊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跃升为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共同体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式跃升，表现为将马恩主张的“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转化为中国式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赋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新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理论虽然已经超越了古典哲学，但是还没有明确指出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的共同体关系，也没有强调该共同体具有的本体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同体”是生生不已的动态本体、具有生机活力的实体，这个本体性实体，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共同体”意味人与自然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自然不仅仅是提供人生存被动存在的一极而是与人类“共在、共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理论”，体现在当下的理论与实践中，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他者”“旁观者”，而是此在的“在者”和“参与者”，自然不再仅仅是对象化的纯粹客体，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主体息息相关、与主体共在共生、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最终也逻辑必然地指向人如何对待自己，人与自然的关系本然地成为人与人的关系。

以绿色为发展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兼顾了发展与生态的双重维度，解决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贯彻了绿色发展的基调和方法论，这样的实践成功案例比比皆是：浙江安吉深刻实践着经济与生态并行、共赢的理念，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的生活在绿水青山中达到美好；福建南平市通过生态银行模式，将碎片化生态资源打包估值，带动山区农民人均增收。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态不是先后关系或者轻重关系，而是同向并行，可以同时做到的，这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一向度发展思维的超越，也是对西式生态观的中国化创新和发展。

生态问题的中国式解决逻辑具有世界启示。第一，必须运用整体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存在，人们重视“中”，重视“用中”“中庸”“中和”的思想观念。对于今天的生态要求而言，整体性思维有利于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进程，保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现代化实践，同时能够兼顾民生，具体实践中要求我们摒除那种只求局部、片面、短时发展，不考虑整体思想方法、去除将空间上的局部与整体割裂开来，只重视点、片段、单一向度的“非整体性”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念的实践运用整体性思维，既有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的整体性、系统性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问题存在现实的回应。第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开始也是仿照西方，走西方类似的发展之路，先发展后治理的后果是环境问题越演愈烈，严重损害政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人们物欲的极尽释放和满足带来的“感官愉悦”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环境问题的危害。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开始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环境生态作为生产发展业绩的首要考量因素，所有这些理论与实践的成绩，均是基于我们的国情特点、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人口大国、地域辽阔、问题多样）取得的，因而具有中国式的特点，对于其他类似国情的国家具有极大的可借鉴性。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特点足以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不同，它扬弃“资本逻辑”代之以“人的逻辑”，坚持人民主体、人民至上，追求的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中心始终是我们发展的核心关切和落脚点。人民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为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的生态福祉作为检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不断提高生态治理水平、治理效果，坚持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生态理念以及生态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对生态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和大国担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美好变成了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样板，为实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类文明的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孙金波，哲学博士，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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