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讯（记者 章瑚）23日晚上八点，身在德国柏林的著名海外华文作家严歌苓，通过互联网出现在镜头前，与大家聊自己写作的经历、聊自己的成长经历。而这一场“云端”交流，也是温州大学第四届文学周活动的闭幕式活动，吸引了500多文学爱好者参与收看和交流。

从10月19日晚上开始，随着《江南》杂志主编、温籍知名作家钟求是在温州大学人文楼进行讲座开始，为期一周的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第四届文学周开来了序幕。此次文学周采取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方式，以“以读攻毒”为主线，聚合全球知名学者、华文作家参与活动，实现网络同步互动，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文学爱好者参与。

近年来，温州的文学现象已经成为国内文学界和研究界关注焦点。早在2010年，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提出“文学的温州现象”。随后，在2016年，由复旦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就有文学评论家发出“温州不仅有经济模式，也有文学现象”的感叹。当时，以张翎、陈河为代表的温籍海外作家，和温州本土的王手、吴玄、钟求是、东君、哲贵等一批作家，以“温州作家群”的形态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温州大学作为本土院校，该校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博工作也已进入最后冲刺环节。据悉，人文学院长设课题，专题研究温籍作家群，并取得一定成果。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的生与死也同样牵动着千万人的心”，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良好表示，他希望文学周能让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在参与的过程中，享受到文学的丰富与痛苦，也享受到生命沉醉的快乐。

>>>部分精彩活动回顾

作家钟求是讲《小说世界的构建》

钟求是:《江南杂志》主编、温籍知名作家钟求是带来了以“小说世界的构建”为主题的讲座。

钟求是介绍了搭建小说世界的四个维度——故乡、死亡、爱情与困境。他以自身的阅历告诉大家，每一位作家都要具有野心，用野心完成一部压得住岁月的作品，把内心撕开，亮出文学血淋淋的一面；要克服写作上的难点，突破时间上的限制，把握好写作的分寸，并不断追求还原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真实生活；要用自身的天性、阅读史以及对生命的态度为写作准备一次华丽的埋伏，“让埋伏在岁月中的人物，在对的时间，跳出来，与我们迎面相遇”。

云端论坛讨论“文学中的瘟疫书写”

知名华裔女作家、《余震》作者张翎，著名华人作家、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陈河，温大驻校作家、《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以及郁达夫短篇小说奖获得者东君，以及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史研究的周小兵博士，共同探讨文学与瘟疫的关系。

四位嘉宾分别就古今中外文学中瘟疫的呈现展开议题。张翎谈及薄伽丘的《十日谈》和托马斯·曼的《魔山》，认为瘟疫只是一个载体，其目的是将人类外在的灾难和内心的复杂形成鲜明的对比，书写的是世道人心。陈河则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见闻，认为瘟疫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是植根于人类意识深处的噩梦。东君在提及自己在疫情期间上的两堂课时，表示鲁迅从《在酒楼上》、张爱玲从《花凋》里，都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今天发生的事从前也发生过。周小兵在追溯历史的时候，从汉代的《风俗通》到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再到明代《水浒传》，引经据典，将瘟疫与文学的前世今生做了一次简单的梳理。

作家们结合2003年的SARS和当下的新冠疫情，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东君表示，“外头热闹心里却十分安静，外面安静了心里头到闹热了”，疫情期间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心里愁绪纷乱，有对亲朋好友的牵挂，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如何也静不下来。

本次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云端论坛，讲述的不仅仅是对瘟疫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实质上是对人类未来的思考，相信也能够给听众和嘉宾们带来一次心灵上的启蒙。

中英双语诗歌朗读会

十余位活跃在国内诗坛的诗人，与学生一起，共赴充满诗意的听觉盛宴。

参与朗诵会的诗人有十月诗歌奖获得者池凌云、徐志摩微诗歌奖获得者谢健健、鲁藜诗歌奖获得者侯舒啸、诗人手格（诗集《且听风吟》作者）、诗人何乜（诗集《错别书》作者），诗人郑亚洪（中国作协委员、《音乐会见》等随笔集作者）、诗人余退（诗集《春天符》作者），以及在《诗刊》、《诗潮》多次发表作品的本土诗人郑仁光、陈云东等。

现场朗诵的诗作时而磅礴大气，奔放热情，时而含蓄隽永，温情倾诉。激情与温情的碰撞与融合，给在场的观众上演了一场彩绝伦的心灵流浪之旅。期间还有唱诗、吉他等的表演又为本次朗读会带来不一样的风采。

诗歌，是存于掌心的温度与情怀。本次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流浪诗歌中外双语诗会，让与会者与诗情撞了个满怀，在看似“流浪”的诗途上访求文脉的传承和体味诗意的流淌。

严歌苓作闭幕式讲座——《写着，因而记住》

严歌苓：《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天浴》、《梅兰芳》 等影视名作的原作者

严歌苓老师于1989年赴美，作为中国第五代移民，又嫁了一位白人丈夫，遭遇了很多的民族敌意。在初赴美的途中，她遇见了一位遭受拐卖后不得不沦落风尘的中国女子，但她宽容忍耐、麻木顺从，默默承受所有的罪孽和苦痛，于是也就有了小说《扶桑》。那么严歌苓的另一部小说《小姨多鹤》，写下的便是中华另外一种道——“仁”，她提到她自己远赴日本，采访那些曾经滞留在满洲里、历尽波折归国的日本遗民，看到了他们的家庭温暖。

交流会的最后，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踊跃地将自己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少则三两句，多则一二段。严歌苓老师认真地一一回答，如面对“如何训练文笔和文风”的问题，严老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多写，要做生活中的聆听者，尽可能多读古文、诗词，这是中国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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