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庚子新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节奏，对人类社会构成巨大而持久的冲击。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党中央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一批批“白衣天使”主动请缨站到一线，一支支人民军队闻令而动奔赴疫区，一个个“科研尖兵”与时间赛跑合作攻关，一群群基层干部坚守岗位各司其职，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紧急行动，无数可爱的人民自觉居家执着守护，构筑起一道道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疫情终将过去，阻击战必将打赢，但疫情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紧张和焦虑、赞歌和感动，而是反思与警醒、自信与责任……鉴于此，温州大学官网特开设“疫情观点”专栏，围绕“疫情大考带给我们的思考”主题刊发师生校友文章。

让教育治理缓解疫情期间社会公众的“教育焦虑”

何 毅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叩动举国上下社会民众的心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大战中，社会公众最为关心的除开医疗救助之外，教育问题因事关千家万户同样备受瞩目。疫情延期开学期间谁来教育孩子？怎样教育孩子？如何保证孩子的学习效果？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面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面临新的考验，不少家有学童的家长呈现“高度抓狂”“疲惫不堪”的心态，由来已久的“教育焦虑”在疫情面前似有加重的趋势。如何认识家长的教育焦虑，怎样从教育治理的视角缓解疫情期间乃至疫情之后的教育焦虑成为当下值得思考的话题。

首先，教育焦虑来自于对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再生产功能的过度期望。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说，“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但是，对于正处于我国社会结构中坚力量的中青年家长而言，通过教育获得高阶文凭从而改变自身命运已经在他们自己身上得到验证，教育仍是当前我国社会阶层隐秘再生产的主要途径。这就不可避免地让家长之间教育竞争暗暗较劲。笔者针对家长群体的有关调查显示，54.24%的家长认为“因孩子的学习问题而焦虑”的现象“非常普遍”，近90%的家长经常为孩子的学习而焦虑。家长的“教育焦虑”不是因为孩子输不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家长害怕输不起。

其次，教育焦虑来自于对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的担心。优质教育资源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具有稀缺性，这种稀缺性加剧了家长之间的教育竞争以致形成“剧场效应”。因此，学业竞争从过去的高中提前到幼儿园甚至到胎教阶段，教育的“起跑线”不断前移以防别人不遵守规则的“抢跑”。在这次疫情期间，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转移到线上教育平台的竞争，各式各样的在线教育平台为广大家长及学生展示了海量教育资源的丰富性，但也让许多家长面临“课程”“师资”“平台”的“选择性困难”，于是唯恐错过任何一点课程资源的“照单全收”甚至高价购课成为许多家长的共同选择。

教育焦虑还来自于火热的教育培训市场的“催化”。有关统计显示，2016 年我国课外培训班市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参加课外培训班的中小学生人数达到 1.38 亿，超过七成的中小学生参加过课外培训。家长的焦虑是教育培训市场火热的最大驱动力，反之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热进一步催化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在这场疫情中，部分线上教育培训平台不遗余力地向社会输送焦虑感并借机兜售自己的“解决良方”，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家长的“教育焦虑”甚至将其发展为“教育恐慌”。面对火热的教育培训市场，家长要增强识别信息真伪的能力避免陷入盲目跟风，公立教育资源亟需进一步归位并主动占领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地，各类在线教育资源平台也应积极扛起企业社会责任，携手学校教育共同打造有利于孩子发展的教育生态。

教育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教育焦虑”亦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多年来党和政府为解决教育资源的充分供给和分布平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教育改革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说“疫情是一场大考”，在这场事关全局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考中，教育治理同样面临迈进走向现代化的考验。解决“教育焦虑”没有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唯有家庭、社会、教育行政部门等综合施策、协同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方可逐步缓解。

在教育行政层面，要持续推进教育事业发展和深化教育改革，从源头上为“教育焦虑”减压松绑。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当下，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选择仍不明显，以致奋战高考仍然是决定普通孩子命运的“独木桥”。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只要这种瓶颈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必然要向中小学蔓延。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高等教育选择的单一性加上社会对人才评价标准的片面性，迫使普通家长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追求永不停歇。唯有不断加大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布局，改变唯学历、唯出生的人才评价体系，改变社会公众对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功能属性的认知，改变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关系，才能缓解这种局面。

二是要优化教育结构，丰富基础教育资源。广大家庭对教育问题的过度焦虑，依据的是“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好前途”的判断标准，表现在现实中则是认同“小学学不好就考不上好中学，考不上好中学就考不上好大学”的认知逻辑。因此，我们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着力补齐基础教育的“短板”，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基础教育，避免基础教育成为中下阶层教育“搏杀”的前奏。要持续加大对各级各类基础教育办学的投入，努力让最好的办学资源留在公办教育体系，为教育公平奠定坚实的制度设计保障。

在家庭教育层面，要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把孩子的成长看作是持续终身的过程。哈佛大学心理发展学专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包括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等在内的八种智能，并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也指出，儿童的认知发展会经过四个不同阶段，不同阶段儿童表现出的逻辑思维能力、认识世界能力等各不相同，认知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构建的过程。因此，我们会发现教育焦虑往往来自于比较，或者说来自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也即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从而会产生各种感觉，包括：压抑、自卑、愤恨……”。

我们今天的教育具有高度竞争性，国家层面从综合国力竞争的角度重视教育，学校层面从办学绩效的角度强调教育，个人层面从就业择业的角度理解教育，从各自角度来说这些认识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对家长而言，要缓解教育重负的压力，还得从自身心态破题。家长应该认识到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活动，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持续终身的发展过程。关心孩子身心全面发展的“静待花开”可能比“拔苗助长”式的“速造天才”更加符合教育的本质与规律。但这确实需要家长拥有强大的定力，正确认识教育的限度，明确教育的真正作用是奠定一个社会内在的秩序与团结，而不应被完全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和阶层逆袭的杠杆。

在舆论引导层面，要营造积极健康的宣传舆论环境，引导社会公众以平和坦然的心态看待教育的社会功能和长期效应。教育焦虑作为社会问题，离不来社会文化的背景。各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扩音器，要增强法律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注重宣传报道的舆情引导，注重传播的社会效应，避免民众焦虑情绪的扩大化与严重化，要积极发挥正向引导、正本清源的作用，避免贩卖“教育焦虑”甚至引起“教育恐慌”。

同时，还要积极传播教育新理念、新方法，主动发出主流好声音，弘扬社会主旋律，引导社会公众树立多元、科学的教育观、人才观和价值观。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广大新闻媒体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展现了我国抗疫工作广大一线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成为社会公众理性认识疫情、主动配合防疫的重要途径，也让抗疫工作成为举国上下增强国家意识的爱国主义“大课”。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对传统的教学生态、学习生态和家庭教育生态形成全方位冲击，对教育理念、教育价值、教育公平等形成新的考验。肆虐已久的疫情终将过去，教育治理现代化必然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期待有效的教育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者：何毅，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